郑乾

• 1:武汉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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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公司机会规则于2005年从英美法移植而来，旨在防止公司内部人把影响公司利益的机会转归自己利用。本轮《公司法》修订新增“弘扬企业家精神”的立法目的条款，并将公司机会规则抬升至单独一条，表明立法者已意识到“允许作为企业家的内部人合理利用公司机会是激励冒险、尊重创新的具体手段”。但由于忽视了域内外制度演进的差异、未厘清与大陆法系竞业禁止等固有概念的关系、条文设计片面维护公司利益而对有效抗辩事由表述寥寥，规则的整体价值无法彰显，司法适用面临窘境。依循“当然利用”与“豁免利用”的二阶进路，可识别出诉讼中的九项有效抗辩事由，并从增列义务主体、改进批准程序、明确披露行为三个维度辅以规则完善细节，逆向划定“利用公司机会”的边界，切实保护企业家权益。

关键词(KeyWords)：公司机会规则;企业家精神;抗辩事由;司法救济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2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资本市场制度型开放的法律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2&ZD20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1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公司法制度竞争视野下股权结构变革研究”(项目编号：21BFX09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郑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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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企业家在性质上是一种社会身份,不是严格的法律概念,侧重经济学定义。信义关系是一方当事人(受信人)基于其承诺而负有在约定事项中为另一方当事人(委托人)的利益最大化的义务,此为公司机会规则构建的基础,故行文中对公司机会规则的义务主体采用“受信人”的表述。

• (2)参见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法院(2017)粤0303民初19110号民事判决书。

• (3)参见郴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10民终1061号民事判决书、南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豫13民终7094号民事判决书。

• (4)参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1民终18964号民事判决书。

• (5)参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19)浙0205民初491号民事判决书。

• (6)参见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2019)沪0118民初14145号民事判决书、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9)粤0104民初3668号民事判决书。

• (7)参见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8545号民事判决书。

• (8)参见无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苏02民终5664号民事判决书、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湘01民终11537号民事判决书。

• (9)See Guth v.Loft,Inc.,23 Del.Ch.255(1939).

• (10)Principle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5.05(a)(b).

• (11)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9)沪01民终11641号民事判决书。

• (12)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苏01民终8075号民事判决书。

• (1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2)民四终字第15号民事判决书。

• (14)See Island Export Finance Ltd v.Umunna [1986]BCLC 460.

• (15)参见天津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8)津01民终8083号民事判决书。

• (16)See Leonard S.Goodman v.Perpetual Building Association,320 F.Supp.20 (United States District Court,District of Columbia.1970).

• (17)参见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6)沪02民终4978号民事判决书。

• (18)See Ben E,George E.Bass and J.L.Johnson v.Fyr-Pruf,Inc,376 So.2d 1328 (Supreme Court of Mississippi.1979).

• (19)See Continental Industries Group v.Mehmet Altunkilic,788 Fed.Appx.37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Second Circuit.2019).

• (20)参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2007)甬鄞民二初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

• (21)参见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法院(2018)京0107民初18513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