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春龙

• 1: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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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股东抽逃出资补充责任诉讼程序呈现审判与执行叠加下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实践运作呈现诉讼标的识别不明、股东地位认定存疑、异议之诉延缓债权实现等问题，程序聚合实际呈现程序竞合。对此，可从诉讼标的识别、先诉抗辩权的有无以及裁定—追加的定位三方面进行分析。应合理做到请求权及责任履行顺序性的程序转化。可保留审判导向型程序，以普通共同诉讼应对共同起诉问题。对审判导向型程序的不能清偿予以明确，借助“终本裁定”明确“公司不能清偿”的证明。由于执行裁定难以就“抽逃出资”问题予以准确判断，可废止执行导向型，回归程序单轨制。

关键词(KeyWords)：股东补充责任;诉讼标的;先诉抗辩权;抽逃出资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补充之债诉讼程序研究”(项目编号：20CFX02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宋春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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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笔者在北大法宝以“股东抽逃出资”“补充赔偿责任”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将2015—2020年度涉及股东抽逃出资的2112份一审判决书进行数据梳理。

• (2)例如原告杜某诉被告广东某教育控股有限公司与股东朱某合同纠纷案,要求公司承担债务并要求股东朱某等人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参见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法院(2018)粤0104民初3538号民事判决书。

• (3)例如原告上海福某材料有限公司先行起诉上海景某包装有限公司,法院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后,因其公司不能清偿债务,上海福某材料有限公司另行对上海景某包装有限公司的股东方某、席某提起诉讼,请求方某、席某在抽逃出资50万元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参见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法院(2020)沪0117民初4331号民事判决书。

• (4)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4808号民事判决书、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797号民事判决书。因此类型数量太少,未在表1中展示。

• (5)例如债权人张某先行起诉杭州云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法院认定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判决杭州云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清偿相应债务,在执行阶段张某发现债务人的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请求法院追加股东周某为被执行人,法院裁定追加。周某不服该裁定,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浙01民初760号民事判决书。

• (6)参见贵州省毕节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黔05民终3887号民事裁定书。

• (7)参见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宁商诉终字第1号民事裁定书。

• (8)参见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17)鲁0112民初797号民事判决书。

• (9)参见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人民法院(2016)粤0106民初4808号民事判决书。

• (10)参见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2014)闵民二(商)初字第266号民事判决书。

• (11)参见辽宁省本溪市西湖区人民法院(2019)辽0503民初927号民事判决书。

• (12)《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出台前,司法实践中多次出现“裁定追加抽逃出资股东—复议救济”模式。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苏执复36号执行裁定书、湖北省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01执复30号执行裁定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执复167号执行裁定书、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湘执复95号执行裁定书。

• (13)以“股东抽逃出资”“执行异议之诉”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参照判决书来自北大法宝。

• (14)代位权说理论的适用,其理论基础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五百三十五条第一款:“因债务人怠于行使其到期债权,损害债权人利益的,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以自己的名义代位行使债务人对相对人的权利。”

• (15)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事案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2020年修订)第一条。根据该条的规定,当事人针对基于投资关系产生的缴付出资请求权提出诉讼时效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 (16)笔者在北大法宝以“股东抽逃出资”“补充赔偿责任”“先诉抗辩”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参见安徽省安庆市迎江区人民法院(2019)皖0802民初1380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2016)豫1104民初1408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苏01民终4961号民事判决书。例如在丁某、娄某与安庆安某有限公司、陈某等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一案中,债权人丁某对公司与股东提起共同诉讼,被告股东赖某以先诉抗辩权进行抗辩,主张只有在执行公司财产不能的情形下,债权人方可起诉股东。法院认定股东主张先诉抗辩权阻碍债权人对其提起诉讼不符合法律规定。其他两个案例亦作出相同认定。人民法院认可债权人可对公司与股东提起共同诉讼。在追加股东为被执行人的程序中,亦未对其享有先诉抗辩权展开程序设定。

• (17)实践案例参见冯某与贵州金某矿业有限公司、股东王某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法院在认定基础债权债务关系成立,股东构成抽逃出资后,判决被告人贵州金某矿业公司支付原告135万元及利息,股东王某在其抽逃出资范围内就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参见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黔01民初554号民事判决书。

• (18)实践中人民法院对于股东补足出资义务的认定严苛而谨慎。若股东仅出示其向被执行人汇款的单笔记录,而未展现全部流水,或股东仅出示其向第三方付款的凭证,而未能还原公司与第三方之间的债务关系,人民法院往往较难支持股东补足出资的抗辩。参见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人民法院(2021)鲁0112民初1278号民事判决书,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豫民申10436号民事判决书。

• (19)主流裁判意见认为,股东补足出资应当有明确的意思表示,具体可以为转账凭证备注、股东会决议、公司会计账簿记等。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389号民事判决书。若股东仅是在公司经营期间向公司提供资金,而未能明确资金性质,应当认定为股东与公司之间成立债权债务关系,而非股东补足出资。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5302号民事判决书。

• (20)在泸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马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中,(2016)宁0181执1385号之二《执行裁定书》认定泸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构成抽逃出资,追加其为被执行人。泸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在执行裁定中未进行答辩,以裁定追加其为被执行人,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为由直接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后在异议之诉中法院认定泸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不构成抽逃出资,判决不追加原告泸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为(2016)宁0181执1385号案件的被执行人。参见宁夏回族自治区宁武市人民法院(2018)宁0181民初266号民事判决书。

• (21)在先起诉股东时对前两个构成要件的解释均比较困难。一方面,“公司负有债务”涉及债权人对公司是否具有债权这一实质性权利判断,若简单以债权人和股东作为适格当事人判断“公司不能清偿债务”的要件,则可能越过权利主体(公司),以针对股东的请求权吸收针对公司的请求权,有违基本的“程序正义”,解释上只能通过追加公司为第三人的方式进行补充,方可弥补该构成要件判定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公司不能清偿债务”涉及“不能履行(清偿)”的具体判断。针对不能清偿债务,其无法以私法环境下是否清偿作为依据,应在执行程序中予以判断。这涉及执行程序对特定履行状况的判断,其依据应为《民事诉讼法》,已属特定的“公法状态”,通过实体判决对“公法状态”进行判断是否存在必要性存在疑问。

• (22)《民法典》第一百零四条对不能清偿进行了规定,但这不能完全等同公法状态下公司不能清偿债务。

• (23)《变更、追加当事人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规定有限合伙企业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力可以扩张到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企业公司作为被执行人时,执行力主观范围可以扩张到未缴纳或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股东或出资人或发起人、抽逃出资的股东或出资人、未依法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的原股东或发起人、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未经清算即办理注销登记导致公司无法进行清算的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或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和控股股东。

• (24)例如在青岛翼某公司与上海中某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案中,债权人青岛翼某公司在先行起诉公司后,因公司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作出执行裁定书,终结了执行。后在债权人起诉股东的诉讼中,法院依据该“终本裁定”认定“公司不能清偿”。参见上海市嘉定区人民法院(2022)沪0114民初11303号民事判决书。

• (25)在晋江市志某公司、付某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债权人晋江市志某公司未出具“终本裁定”,仅提出债务人安玛公司能履行判决书确定的付款义务,人民法院在穷尽现有财产调查措施后,发现债务人无法清偿债务,认定“公司不能清偿”。参见福建省晋江市人民法院(2022)闽0582民初1596号民事判决书。

• (26)参见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人民法院(2022)皖1802民初3400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