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时雨

•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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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关键词(KeyWords)：清末变法修律;清律讲义;吉同钧;陕派律学

基金项目(Foundation):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陕派律学研究”（项目编号：18BFX024）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Author):田时雨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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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吉同钧.大清现行刑律讲义[M].高柯明，林荣，辑.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三编)(第五十七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15: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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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14][20][23][25][29][34]吉同钧.大清现行刑律讲义[M].高柯明，林荣，辑.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三编)(第五十四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本),2015:310,311,293,399,280,365-366,408,368-369.

• [16]沈家本.历代刑法考：第四册[M].邓经元，骈宇骞，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5:2232-2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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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薛允升.唐明律合编[M].怀效锋，李鸣，点校.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1.

• [22][38]吉同钧.大清律讲义[M].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312,1.

• [26][31][32][33][35]吉同钧.乐素堂文集[M].闫晓君，整理.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120,93,93,126,33.

• [30]吉同钧.吉同钧东行日记[M].杜春和，耿来金，整理.近代史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80.

• (1)董康最早提出陕派律学“精核”的特点,他在《我国法律教育之历史谭》中言:“部中向分陕豫两系,豫主简练,陕主精核。以劳勋而擢升秋审提坐等职,且有储为尚侍之选者。如阮葵生、薛允升、赵舒翘、沈家本皆一代著名之法律大家也。”参见董康《我国法律教育之历史谭》,民国23年《法学杂志》第七卷第三、四、五、六期,收入何勤华、魏琼主编《董康法学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37页。近期有学者进一步解释陕派律学的精核,主要体现在律例沿革、义例、同异、轻重的考据精细。参见张田田《清代陕派律学的“精核”风格初探——以吉同钧〈大清现行刑律讲义〉为中心》,载《文脉》2023年第1期。

• (2)目前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闫晓君《吉同钧: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守望者》,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3月24日;俞江《倾听保守者的声音》,载《读书》2002年第4期,第53—60页;苏亦工《吉同钧清律讲义的版本、成书过程及其价值》,载《法律科学》2023年第5期,第135—149页。

• (3)关于这三本律学著作的收录情况。《大清律讲义》(十七卷),收录于高柯立、林荣辑《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影印本,第54—55册,亦可见《大清律讲义》,闫晓君整理,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版。《大清现行刑律讲义》,收录于高柯立、林荣辑《明清法制史料辑刊(第三辑)》,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5年版影印本,第56—59册。又见《大清现行刑律讲义》,闫晓君点校,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版。《大清现行刑律讲义》,栗铭徽点校,清华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关于这三部讲义的版本,近期苏亦工教授新发现珍藏于首都图书馆的《大清律讲义》(二十卷本),经考证,二十卷本和十七卷本只是在卷数、刊刻者、刊刻时间及校核精粗等稍有差异,实际上二者可以视为同一底本。具体内容参见苏亦工《吉同钧清律讲义的版本、成书过程及其价值》,载《法律科学》2023年第5期,第135—149页。

• (4)据《大清现行刑律·盗园陵树木》的规定:“如平日并无不肖行为,实系迫于贫难,别有正大需用,于坟茔并无妨碍,人所共知者,不用此例。或系坟旁散树,并非高大树颗,均照不应重科罪。”参见故宫博物院编《钦定大清现行刑律》“盗园陵树木”条,宣统二年修订法律馆仿聚珍版,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220—221页。

• (5)沈家本的看法与吉同钧相似,沈家本在《论威逼人致死》一文中批判西方各国对自杀治罪的这一做法,他认为加罪于无罪可加之人,没收死者财产、剥夺死者享有的权利,对这种于情于理不合的西律,他绝不盲从。参见沈家本《论威逼人致死》,载《历代刑法考》(第四册),邓经元、骈宇骞点校,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091—2092页。

• (6)沈家本亦提出“判决录”法律形式,至于“判决例”与“判决录”的不同,劳乃宣在《声明管见说帖》中言道:“录字与例字,名称不同,例字为法律名词,录字为泛常书录之称,不类法律谓宜,仍称为例,不称为录。”详见劳乃宣《声明管见说帖》,载《桐乡劳先生(乃宣)遗稿》(二),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三十六辑),文海出版社印行1969年版,第937页。

• (7)参见李贵连、孙家红编《法政速成科讲义录》(第一册),导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