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思远

• 1:上海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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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虽已进入“后员额”的稳定时期，但其中存在的问题也值得反思。反思之一在于，“办案”定义的教义学缺失，导致围绕“办案”所划分的部门和人员存在逻辑悖论，既非办案，何来员额；既非员额，为何办案。反思之二在于，检察官助理角色定位模糊，检察官助理办案面临“代为履行”与“代位履行”的两难处遇，“助理办案、检察官批案”俨然成为新的审批层级。反思之三在于，检察官助理上升渠道的天花板现象已经显现，现行《检察官法》给检察官助理带来了多重影响。人员分类可由“三分法”走向“四分法”，员额检察官职权不能由检察官助理“代位履行”，同时可创新检察官助理“三阶式”培养机制，建立动态员额调整机制，实现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长远成效。

关键词(KeyWords)：检察官;员额制;办案;三阶式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2年中国法学会部级法学研究课题“检察机关员额制改革的隐忧、反思与完善”(项目编号：CLS(2022)D9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2022年上海大学“青年英才启航计划”资助

作者(Author):李思远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骆锦勇.重视后员额制改革时期的挑战[N].人民法院报，2016-10-21(06).

• [2]李思远.被告人质证权的法治化建构路径探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1):151.

• [3]丰霏.法官员额制的改革目标与策略[J].当代法学，2015(5):146.

• [4]朱孝清.检察官相对独立性研究[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7:59.

• [5]邓思清.检察官办案的若干问题研究[J].人民检察，2019(5):17.

• [6]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课题组.检察办案模式法律问题研究[J].东方法学，2019(5):110.

• [7][9]王玄玮.检察机关司法责任制之规范分析[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1):65,69.

• [8]朱孝清.司法的亲历性[J].中外法学，2015(4):935.

• [10]鲁建武.检察官办案责任制理论和实践问题探讨[C]//黄河.深化依法治国实践背景下的检察权运行：第十四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论文集：2018年卷.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18:688-698.

• [11]高景峰，李先伟.正确认识和理解人民检察院办案组织的组成与定位[N].检察日报，2019-01-03(03).

• [12]彭忠朝.让优秀检察官重回办案一线[J].人民之友，2017(12):26.

• [13]陈永生，白冰.法官、检察官员额制改革的限度[J].比较法研究，2017(2):21.

• [14]孙皓.论反科层的科层制：基于S市检察员额选任的实证分析[J].政法论坛，2018(5):52.

• [15]曾翀，刘婵秀.“后员额”改革时期的检察官员额制运行问题思考[J].河北法学，2020(6):192.

• [16]陈陟云，孙文波.法官员额问题研究[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5:26.

• [17]龙宗智，吕川.检察机关人员分类管理的问题、矛盾与应对[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4):97.

• (1)某省检察机关在2016年8月底正式启动了该地区的首次大规模入额工作,其结果,进入员额制的各级单位的领导班子成员达70%以上,且有90%以上拥有中层领导身份的检察员顺利被纳入员额制体系。参见孙皓《检察官权力清单的去行政化设计及悖反》,《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第66页。

• (2)2018年《刑事诉讼法》保留了检察机关的部分侦查权,即人民检察院在对诉讼活动实行法律监督中发现的司法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权利、损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对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实施的重大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的时候,经省级以上人民检察院决定,可以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述犯罪的管辖权问题,2018年《刑事诉讼法》在修改的过程中,规定了是“可以”由检察机关侦查,而非“应当”由检察机关侦查,这也就意味着,对保留下来的14项罪名的侦查,并非一定由检察机关进行,而是应当同监察机关进行协商后确定。

• (3)目前,检察机关可以侦查的14个罪名在全国范围内的年发案量仅2000件左右,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共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职务犯罪案件2253人,同比上升58.6%。参见《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主要办案数据》,《检察日报》2022年3月9日,第8版。

• (4)所谓帕累托最优,是指相对固定的一群人和待分配的资源,从一种分配状态到另一种分配状态的变化中,在没有使任何人境况变坏的前提下,使得至少一个人变得更好。司法领域的帕累托最优,一般是指在司法资源相对有限的前提下,通过优化司法资源的分配以及司法工作人员的合理配置,实现司法效益的最大化。参见鲍德威·威迪逊《公共部门经济学》,邓力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 (5)有学者对某市检察机关实地调查后发现,在权力清单尚未明确的前提下,大多数人是出于利益诱惑而催生入额积极性的。参见孙皓《论反科层的科层制——基于S市检察员额选任的实证分析》,《政法论坛》2018年第5期,第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