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国昌

• 1: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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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至元法则”是我国现存的古代最早且体系较为完善的涉海外贸易的法律规范。“至元法则”脱胎于宋朝的“元丰市舶条例”，具有很强的沿袭性，其对我们了解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延祐法则”是元朝中期修订完成的市舶法律，更多体现了元朝建立后涉外贸易的新变化。相较于“至元法则”，“延祐法则”具有立法详密、技术更高、抽分更重、赏罚力度加大等特点。这种变化体现了元朝中后期国家重商主义思想的深入及财政危机的加深，同时也体现出了海外贸易更加发达和成熟的特征。这两部元朝市舶法律的变迁也反映出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海外贸易、国家对外态度等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KeyWords)：至元法则;延祐法则;变迁;财政危机;重商主义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唐国昌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71.

• [2][10][13][24][26][27][30][32][33][35][52][53][56][58][61]宋濂.元史·食货志二·市舶[M].北京：中华书局，1976:2401,2401,2403,319,2402,2401,566,547,3352,2352,2401,204,4233,581,3971.

• [3][8][9][18][20][22][25][57]元典章[M].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874-882,875,876-878,878-879,535-536,882,876,881.

• [4][12][14][16][19][21][29][44][48][55]通制条格校注[M].方龄贵，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1:533-539,540-542,533,535,534,539,533,547,534,536.

• [5]韩国学中央研究院.至正条格校注[M].首尔：Humanist出版集团，2007:304-308.

• [6][60]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485-495,482.

• [7]陈梦雷.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影印版),1934:6.

• [11][23]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195,195.

• [15][38]陈高华.元代的海外贸易[J].历史研究，1978(3):61-69.

• [17][59]赵世延，虞集.经世大典辑校：上[M].周少川，魏训田，谢辉，辑校.北京：中华书局，2020:151,151.

• [28]李治安.论元代的官吏贪赃[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5):32-41.

• [31]裕尔.东域纪程录丛：古代中国闻见录[M].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北京：中华书局，2008:115-116.

• [34]黄纯艳.中国财政通史(五卷)·宋辽西夏金元财政史：上[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5-7.

• [36][39][40]宋会要辑稿[M].刘琳，刁忠民，舒大刚，等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4213,4213-4214,4216.

• [37]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4560.

• [41]林文勋，黄纯艳.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407.

• [42][51][63]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218-231,12,17.

• [43]程端礼.畏斋集[M].民国四明丛书本.17.

• [45]王元恭.至正四明续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235.

• [46]沙海昂，注.马可·波罗行纪[M].冯承钧，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402.

• [47]李治安，申万里.读《元代海外贸易研究》[J].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11):26-29.

• [49]山杉正明.忽必烈的挑战：蒙古帝国与世界历史的大转向[M].周俊宇，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200-201.

• [50]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123.

• [54]吴莱.渊颖集：南海山水人物古迹记[M].四部丛刊景元至正本.15.

• [62]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173.

• [64][65]明太祖实录[M].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1297,3645.

• (1)“市舶”是古代中国对中外互市商船的通称,亦指海外贸易。“市舶使”首次出现在《旧唐书》卷八《玄宗本纪上》:“(开元二年)十二月乙丑……时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将以进内。”另据桑原骘藏考据,认为“市舶使”唐时又称为押番舶使或监(市)舶使。参见[日]桑原骘藏《蒲寿庚考》,陈裕菁译,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4页。而且,市舶使只是一个使职,并非一个机构。宋才真正第一次有了市舶机构。参见宁志新《唐代使职若干问题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2期,第55页。

• (2)本文所涉及的市舶“则法”“法则”“条例”“条法”等内涵基本相同,均指与海外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因文献记载、通行表达方式等不同而出现了差异。

• (3)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便认为“市舶条例唐时已开其端,至宋而略备,及元更周密”。这一对中国古代,尤其是元代市舶法律制度的概括是允当的。参见[日]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页。

• (4)宋濂《元史·食货志二·市舶》,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402页。此处《元史》记载谬误,据《元典章》所载原文应为“二十三条”。参见陈高华、张帆等点校《元典章》,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874-882页。

• (5)据文献推测,宋(尤其是南宋)并没有较为完备的市舶法律规定,且多已佚失,如陈高华、史卫民认为“宋曾经为市舶颁布过不少具体规定,但并没有制定出统一的完整的市舶条法。元代先后颁布的这两件市舶法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73-504页。

• (6)《元典章》未记载此人全名,只称“燕参政”,笔者遍查《元史》,推测此人应是燕公楠。燕公楠原为宋通判赣州事,后降元,至元二十七年因功劳、治绩累迁至江淮行中书省参知政事,同年改任江浙行中书省参知政事。而该奏请整治市舶的事件发生于至元二十八年八月二十六日,且是由江浙行省上奏中央的。时江浙行省姓燕的参政仅此一人,故之。参见宋濂《元史·燕公楠传》,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4051-4052页。

• (7)“元丰市舶条例”总结了以前海外贸易发展的经验,对元代的市舶制度以及后代的海外贸易管理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参见郑有国《中国市舶制度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30页。

• (8)日本学者藤田丰八便明言:“宋代的市舶条例因时地不同,尚无一定。且其全文今已失传,故欲有组织的说明事有所不能。”藤田丰八、邓端本、章深等学者对散记于各种文献中的市舶条例进行了辑录或总结,这可以使我们略窥豹斑。参见[日]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魏重庆译,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85-129页;邓端本《广州港史》,海洋出版社1986年版,第93页。

• (9)亦认为“延祐法不是至元法的简单再版,而是对至元法作了许多修正和补充”。至于变更的内容,只是简单地罗列和分析。参见李金明、廖大珂《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1-202页。

• (10)“官本船”是官本商营的方式,不属于本文探讨的范围。笔者关注的是民间私人贸易,其是元代海外贸易的主流。参见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版,第482页。

• (11)如“延祐法则”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第六条、第七条、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二十条均比“至元法则”所对应的第一条、第二条和第五条、第三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十三条、第十七条、第十六条、第八条、第二十一条增加了违反的具体处罚,前者针对性、操作性更强。

• (12)《经世大典》编纂始于至顺二年,于次年五月修成。而当时有效的“市舶则法”,正是“延祐法则”(颁行于延祐元年),故此处应是对“延祐法则”的评价无疑。

• (13)类似这种条文大幅缩减的情况还有很多,如“至元法则”第一条512字缩减为“延祐法则”第二条100字,第三条350字精简为第四条96字,等等。

• (14)抽分则例即是对国内外海外贸易舶商所征收的税率及其相关法律规定。

• (15)至元末财政收入大概在一千万锭左右。参见《元史·食货志一》,第3360页。

• (16)对“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价值的估算,可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73-274页。

• (17)元总共有“五开四禁”,延祐后海禁一次。■表中引文依次出自于《元史·食货志一》《元史·食货志二·市舶》《元史·世祖本纪十》《元史·成宗本纪一》《元史·成宗本纪四》《元史·武宗本纪一》《元史·仁宗本纪一》《元史·仁宗本纪二》《元史·英宗本纪一》《元史·英宗本纪二》《元史·食货志二·市舶》《元史·英宗本纪一》《元史·食货志二·市舶》,参见宋濂撰《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有学者认为元代市舶贸易有五次“禁”与“开”,又有学者认为是“四禁四开”,似均不确,笔者遍查文献认为是“五开四禁”(如上表)。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32页;杨思远《蒙古族经济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38-245页;李幹《元代民族经济史(下)》,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8页。

• (18)宋代北方与辽、夏、金、蒙古对峙,商路受阻,再加上巨大的财政开支,这使得宋经济思想上也逐渐向重视义利并重,重视商业贸易发展,使海外贸易达到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参见陈鹏飞《宋代海外蕃商的法律地位》,《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9期,第109-113页。

• (19)笔者赞同学者高荣盛先生的以下观点:当时蒙古族部落是游牧社会,缺乏生存和发展的手工业品,仅靠劫掠手段往往无法满足,更多的还是依赖于与周围其他民族的商品交换。参见高荣盛《元代海外贸易研究·序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