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斌,徐恭平

• 1: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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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基于第六次公司法修订的结构性改革定位，公开性标准和规模标准成为公司类型重构的两大选项。《公司法修订草案》同时吸纳了公开性标准和规模标准，将二者嵌入现有的公司类型体系之中，使其应用于差异化的公司治理形态。在我国公司法上，规模标准有其历史沿革，契合企业的实践形态，可以与公开性标准共同发挥公司类型区分的作用。就公司规模界定，存在自治决定与法定区分两种模式，后者能更好平衡自治与管制的关系。就公司规模界定标准，可区分一般事项和特别事项。就一般事项而言，公司规模可选择股东人数和注册资本的双重标准，将小规模公司界定为“股东人数较少且注册资本额较小”。就职工参与公司治理等特别事项，可设定特别的量化标准。从长期立法趋势而言，应提高小公司的量化标准，改“小公司—非小公司”的规制模式为“大公司—非大公司”模式，进一步释放公司自治空间。

关键词(KeyWords)：公司规模;机构设置;职工人数;股东人数;注册资本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0年中央高校基金科研业务费专项资助项目“中国商法的现代转型与规范变革”(项目编号：20CXTD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刘斌,徐恭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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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1年12月24日)。

• (2)2005年《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05年2月25日)中指出:“本次公司法修改的指导原则是‘既积极又慎重’,要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接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对于有关方面争议比较大的一些问题,我们考虑还需要深入调查研究,这次也未作修改。”

• (3)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百七十二条。

• (4)近两年有文献指出应关注中小公司的效用,在立法中坚持“中小公司优先主义”。参见郭富青《论公司法律形态现代化再造与创新》,《北方法学》2022年第1期,第56页;曹兴权《公司立法中的中小公司优先主义》,《社会科学家》2022年第4期,第15页。明确提出公司规模分类标准的文献,参见樊纪伟《我国公司法定类型的反思及逻辑建构》,《交大法学》2022年第1期,第96页。

• (5)参见《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第二条、第四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第一条。

• (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八条。

• (7)参见《法国公司法》第223-35条,《法国公司法典》,罗结珍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7年版,第88页。

• (8)参见《德国股份法》第76条、第95条,《德国商事公司法》,胡晓静、杨代雄译,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99页、第108页。

• (9)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05年8月23日)第五十五条。

• (10)2005年《公司法》第五十一条规定:“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名执行董事,不设董事会。执行董事可以兼任公司经理。”第五十二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监事会,其成员不得少于三人。股东人数较少或者规模较小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设一至二名监事,不设监事会。”

• (11)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七十条。

• (1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一百三十条、第一百三十七条。

• (13)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1993年12月20日)。

• (14)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一百五十七条。

• (15)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一百七十二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 (16)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2021年12月24日)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五十七条。

• (17)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订草案〉的说明》(2021年12月24日)。

• (1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3月25日)中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的要求。

• (19)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情况的立法说明》(2021年4月23日)。

• (20)“告知承诺制”是指: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向行政机关申请办理行政事项时,行政机关以书面形式将证明义务、证明内容以及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一次性告知申请人,申请人书面承诺已经符合告知的相关要求并愿意承担不实承诺的法律责任,行政机关不再索要有关证明并依据书面承诺办理相关行政事项的工作机制。该制度的核心是弱化事前审查,但强化事中、事后监管,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是市场准入领域实现经济效益和交易安全衡平的重要改革。目前上海、北京等地方政府均已发布相关文件予以落实。参见闫海、兰天《我国市场准入告知承诺制的法治构建》,《长白学刊》2021年第2期,第85～86页。

• (21)有学者在论及地方政府执行《中小企业界定标准》时,提出此种建议,公司法在确定公司规模的含义时亦可借鉴。参见林汉川、魏中奇《美、日、欧盟等中小企业最新界定标准比较及其启示》,《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第151页。

• (22)《修订草案》第六十四条规定“在董事会中设审计委员会的有限责任公司,可以不设监事会或者监事”,此时职工监事制度可能面临无处安放的问题。参见刘斌《公司治理中监督力量的再造与展开》,《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第37页。

• (23)例如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2018年3月21日)中明确,不再设立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

• (24)参见乔宝杰《对我国有限责任公司治理结构的反思》,《政治与法律》2011年第8期,第115页。作者在此将“契约性”与“人合性”并列讨论,但我们认为“契约性”亦可涵盖其所使用的旨在强调成员之间信赖关系的“人合性”概念。正是因为人数的限定性,公司成员之间信赖更强,公司设立、运行、产生纠纷中的诸多问题能通过股东之间的契约关系进行调整。学界中“人合性”概念常常引发误解,其一方面可指“组织的信用基础是成员而非资本”,用以区分合伙与公司;另一方面又指向“成员间的信赖性”,此即学界通常所指的“资合性但兼具一定人合性”。参见李建伟《公司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含义的混用造成了理解上较大的困扰,因此,以“契约性”囊括“人合性”的第二种含义,将“人合性”概念纯化为“组织的信用基础”,可以有效避免理解上的歧义。

• (25)参见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局《关于〈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修订情况的立法说明》(2021年4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