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阳

• 1:郑州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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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留置作为一项监察调查权,是由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的、针对人身自由的强制性限制措施,该性质的明确是监察留置得以自洽的前提和基础。因其内容的强制性,留置措施的规范设置及规则适用应坚守谦抑审慎的法治态度,在留置对象范围的设置上应以公职性作为界定标准;在留置适用的事实条件上应结合实践中的常见情形进行类型化、具体化、有针对性的标准设置,为实现留置规则的自洽进而推进监察法与相关法律法规的衔接提供更合理规范的操作标准。

关键词(KeyWords)：留置;人身强制性;谦抑性;公职性

基金项目(Foundation):河南省教育厅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项目编号：2021-CX-002);; 河南省重点研发与推广专项(软科学研究)重大项目“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实践中法法衔接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40041003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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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如《监察法》第四十一条规定,调查人员取证时应当全程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但对于这些留存的录音录像应当由谁来负责审查、审查出现问题该如何处理等诸多问题并没有明确规定。

• (2)关于留置适用规则的自洽可以从外部和内部两个角度予以探讨,外部自洽主要是指从监察法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等“法法衔接”的角度,而内部自洽则立足于于《监察法》本身的条文设计、立法技术、原则基调等方面。本文即着眼于监察规则自身的自洽与完善。

• (3)我国《民法典》关于担保物权的规定中均涉及有留置权内容,是指当债务人不能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以针对已经合法占有债务人的动产进行留置并优先受偿。作为一种私权利,民法中的留置是债权人以对他人物权进行限制的方式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民事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九条规定了对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有现场作案嫌疑的、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四类人员,人民警察经法定程序,可将其“留置”盘问,同时规定了“留置”期限。这里的留置显然是公权力对人身自由的一种限制。

• (4)我国《民事诉讼法》中“留置”出现在第七十九条“送达”的规定中,是送达人(法院)可依法在受送达人拒绝签收法律文书的情况下,将法律文书留在收件人住所,具有与其亲笔签收同等的法律效果,是一种法定的强制送达方式。《刑事诉讼法》中并没有直接出现“留置”的字样,但有观点认为第六十六条、第七十五条所规定的监视居住与《监察法》中所规定的留置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处。参见秦前红、陈地苏《法律汉语概念规范化——以“留置”为例》,《湖南社会科学》2017年第6期;陈卫东《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程序若干问题研究》,《政治与法律》2018年第1期。

• (5)《监察法》第二十二条指出,对“涉嫌行贿犯罪或者共同职务犯罪的涉案人员”可以依法采取留置。《监察法》第十五条中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公职人员和有关人员进行监察”并将“有关人员”包括了不具有法定身份的同案犯在内。当非公职人员作为职务犯罪的同案犯时,同样可以由监察机关行使调查权,并有成为留置对象的可能。

• (6)刑法适用中,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只有当其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公共管理事务时才“以国家工作人员论”。

• (7)《刑法》中对于“从事公务人员”的认定侧重于其从事事务的职能性,不局限于身份;但《监察法》适用对象的公务员则需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具备“依法履行公职、纳入行政编制并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条件。不过目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七条将监察对象明确为“对所有依法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也体现了适用对象的身份要求重在“职能性”,即“行使公权力”。

• (8)其中人大代表能否纳入留置对象颇具争议。否定观点认为人大代表作为特殊的非典型公职人员是我国的根本所在,纳入监察范围将有损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动摇我国的政治基础。监察机关行使权力时不得介入权力机关职权的核心领域。对于民主党派除机关公务员外,也应当慎重适用《监察法》所设定的弹性条款,对“有关人员”的理解不做扩大适用。(参见秦前红《国家监察法实施中的一个重大难点:人大代表能否成为监察对象》,《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71期,第142页;刘用军《论民主党派中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范围——以监察法之监察对象为视角》,《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19年第2期,第32页。)肯定观点则认为监察对象范围不限于行使公共权力的公职人员,而应该是全体公职人员。鉴于留置与监察范围的交叉重合性,“涉案人员”符合留置条件应依法适用留置措施。(参见袁柏顺《范围、界限与动态发展:也论监察对象“全覆盖”》,《河南社会科学》2019年第1期第15页;朱金刚《正确理解监察对象与留置对象的关系》,《中国纪检监察报》2018年9月26日第008版。)事实上,如正文所述,监察、留置对象认定的关键在于其公职性,即是否为执行公务的公职人员。人大代表是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其主要工作是宣传国家各项法律政策,协助本级人民政府开展工作,并向人民代表大会和它的常务委员会、人民政府反映群众意见和要求,其范围广泛,因此并非所有人大代表都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但是不能排除其行使国家权力的可能,例如协助本级政府进行工作时,就因具备了“国家公职人员”的实质而能够成为监察对象,被纳入留置的范围中。

• (9)刑法适用中对特定犯罪涉及“重大”“复杂”或其他影响定罪量刑的构成要素,就往往由对应的司法解释予以明示:例如,《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贪污罪规定了“较重情节”“严重情节”,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就采用“数额+情节”的二元模式将司法认定中的不同情形予以列举。

• (10)这里“数额较大”的标准应与《刑法》相关职务犯罪的数额规定相衔接。

• (11)《监察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应当在二十四小时以内,通知被留置人员所在单位和家属,但有可能毁灭、伪造证据,干扰证人作证或者串供等有碍调查情形的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