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锦波

• 1:中国政法大学诉讼法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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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电子诉讼应当同时具备可控复杂性和可行简单性的双重功能特性。增加电子诉讼可控复杂性的途径在于:在技术上，建立稳定、安全且功能多样的电子诉讼平台，并实现该平台与其他网络平台的互联互通;在法律制度上，确认异步审理的法律效力、建立相应的失权制度、确立电子签名的使用规则并扩大法院对涉网行政案件的受理范围。而要实现电子诉讼的可行简单性，则需要深入挖掘电子诉讼复杂性的来源，进而采取相应的应对举措:在技术方面，彰显电子诉讼平台的交互性;在制度方面，加强对电子诉讼的程序性法律控制;在机构方面，通过网络平台来实现对电子诉讼繁杂事务的有效治理;在人员方面，提升诉判主体各方运用互联网技术和法律规则的能力。

关键词(KeyWords)：电子诉讼;功能特性;可控复杂性;可行简单性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1年国家法官学院研究课题“电子诉讼的法律保障机制设计研究”(项目编号：法研202100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陈锦波

参考文献(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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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10]陈锦波.论信息技术对传统诉讼的结构性重塑：从电子诉讼的理念、价值和原则切入[J].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3):115,120,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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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张伟，等.分布式交互仿真中的异步时钟一致性控制方法[J].软件学报，2010(6):1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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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陈锦波.规制层次与管控理念：自动驾驶汽车的监管进路[J].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9(1):20.

• [7]刘敏.电子诉讼潮流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应对[J].当代法学，2016(5):18;陈锦波.在线庭审的实践检视与规则重塑[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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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周翠.德国司法的电子应用方式改革[J].环球法律评论，2016(1):101.

• [12]Francesco Contini,Giovan Francesco Lanzara (eds.).The Circulation of Agency in E-Justice:Interoperability and Infrastructures for European Transborder Judicial Proceedings[M].Berlin:Springer Netherlands,2014:235.

• (1)诚然,正如相关学者所言,电子诉讼的表现形式并不局限于互联网法院的审判实践。参见张兴美《电子诉讼制度建设的观念基础与适用路径》,《政法论坛》2019年第5期。但是,一方面,互联网法院毕竟是对电子诉讼的最为全面的践行;另一方面,杭州互联网法院在三大互联网法院当中又发展得相对最为成熟。因此,本文拟以杭州互联网法院的相关实践状况作为论述的主要实证支撑。

• (2)这种额外的收获,或者是电子诉讼相对于传统诉讼所新增的功能体验,或者是电子诉讼能够弥补传统诉讼的潜在缺陷。

• (3)例如,当事人首先需要拥有相应的视频语音设备且具有使用该设备的能力,如此才能保证网络庭审的顺利进行。

• (4)例如,目前北京、杭州和广州三地用于审理涉网纠纷的互联网法院就是为推行电子诉讼而专门设立的审判机构。

• (5)有学者分析认为,电子诉讼与传统诉讼的很大不同之处在于,在电子诉讼中,程序效益原则将成为诉讼的首要价值追求。参见陈锦波《论信息技术对传统诉讼的结构性重塑——从电子诉讼的理念、价值和原则切入》,《法制与社会发展》2018年第3期。

• (6)参见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所发布的第4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 (7)互联网时代更加尊重人性,因而更加注重用户体验。参见马化腾等《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6页。

• (8)就经验而言,在买卖关系中,除非卖方垄断了市场,否则作为买方的消费者往往占据着更为主动的地位。由于电子诉讼在当前并非唯一的诉讼方式,现实中还存有传统诉讼这一诉讼形式而与电子诉讼形成竞争关系,所以作为消费者的诉讼参与人此时享有产品的选择权。也因此,诉讼参与人占据着主动地位。

• (9)实际上,为了保证电子诉讼庭审的顺畅进行,有的网络法院在进行网络庭审之前,还会对在线庭审系统进行庭前测试,以确保各方当事人所使用的设备和网络条件等符合网络庭审的需要。具体可参见2016年2月10日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颁布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操作规程》。

• (10)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网络的最典型特征即在于它的“易攻难守”。参见陈越峰《关键信息基础设施保护的合作治理》,《法学研究》2018年第6期。

• (11)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http://www.netcourt.gov.cn,2020年5月4日访问。

• (12)例如,作为购书专门平台的亚马逊和当当网,以及作为购物网站代表的天猫商城和淘宝网等。

• (13)例如,微信、QQ等聊天软件。

• (14)例如,支付宝、微信支付等支付软件。

• (15)杭州互联网法院就通过与大型网络平台(如天猫商城)和电信运营商(如移动公司)的合作,运用大数据技术深度挖掘和识别当事人的手机号、电子邮件等电子地址,以达成向受送达人送达相关司法文书的目标。当然,这种对当事人私人信息的挖掘,必然会与个人隐私保护的社会价值取向相冲突,如何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 (16)具体可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涉网案件异步审理规程》第一条的相关规定。

• (17)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是指当事人亲自参加庭审,进行举证质证并发表辩论意见,证人、鉴定人等出庭进行陈述、作证,法官则在听取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加人的意见后依法作出裁判的情形。参见江伟《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46页。

• (18)导致电子诉讼当事人阻碍电子诉讼流程推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可能是诉讼参与人在电子诉讼推行初期对电子诉讼的不信任,也可能是当事人已经认识到即将败诉而恶意拖延诉讼。

• (19)这一管辖规则随后被杭州互联网法院自身制定的《案件管辖指引》所确认。

• (20)直至2018年8月17日,也即在杭州互联网法院运行了整整一年之后,杭州互联网法院才受理了第一起涉网行政案件。参见“我院受理首例涉网行政案件”,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http://hztl.zjcourt.cn/art/2018/8/17/art_1225222_20884566.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1年7月1日。

• (21)笔者推测,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之所以将杭州互联网法院可受理的行政案件限定为涉网络安全的行政案件,一方面是因为维护网络安全确实是当时行政机关涉网工作的核心,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杭州互联网法院在前期的网络法院试点工作中涉及的行政案件数量较少,在审理涉网行政案件的经验方面积累不足,因而希望审慎且试验性地逐步推进杭州互联网法院对行政案件的审理。

• (22)根据《杭州互联网法院电子证据平台规范》的描述,时间戳是“表示一份数据在某个特定时间之前已经存在的、完整的、可验证的数据,通常是一个字符序列,唯一地标识某一刻的时间”。

• (23)开放,是指电子证据平台接口是面向所有社会组织或单位的开放,能够对接各行各业的各种类型的平台。

• (24)标准,这是为了使整个电子证据平台系统的所有子系统和模块能够通过标准和规范的技术接口进行对接。

• (25)兼容,是指电子证据平台应当能够支持HTTP以及其他网络传输协议,也能够与所有的软件系统、通行的互联网通讯协议之间顺利对接。

• (26)符合市场主流,具体是指电子证据平台使用JSON这一市场通行的数据格式,并通过非对称加密的访问令牌来验证。

• (27)如不同年龄、不同职业、不同教育背景的用户的出现。

• (28)我们引入电子诉讼的初衷是希望电子诉讼能够提升整体的诉讼效益。

• (29)在这个方面,从杭州互联网法院目前的司法实践来看已经基本实现。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诉讼平台,http://www.netcourt.gov.cn/portal/main/domain/index.htm,最后访问日期:2020年5月4日。

• (30)技术上的“有效”可能因为其“不合法”而被排除法律上的效力。

• (31)据笔者对杭州互联网法院相关主审法官的访谈,互联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在难易程度上也基本遵循“二八定律”,即在法院受理的案件当中,超过80%的案件为简单案件,只有不足20%的案件为疑难复杂案件。而信息技术在司法领域的运用,其最大的功效就是帮助法院快速审结80%的简单案件,让法官能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另外20%的复杂案件的办理当中,从而提高互联网法院案件审判的质量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