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颖

• 1: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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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关于刑的起源,学界普遍认为“刑起于兵”,战争只是征伐的手段。考诸史料发现,先秦建军及治军皆以军礼为用,战前祭祀、授兵以证师出有名,战时有执律听声、观兵等作战仪式,战后则有献捷、献俘等赏罚之礼;至于刑则贯穿于整个战争过程即“出礼入刑”,礼与刑同是军礼的重要内容。即便春秋战国时代战乱频繁,夏商周的军礼也还是被不同程度地继承,儒家有孔子慎战、荀子隆礼思想,法家则好战,突出战争的刑罚功能。由此也形成了儒法两家迥异的德刑观,并直接影响汉以后德刑观的发展。

关键词(KeyWords)：先秦军礼;以礼治军;以礼赏罚;德主刑辅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0年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一般项目“宋代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研究”(项目编号：2020YBFX33);; 2021年西南政法大学科研创新项目“先秦军礼与德刑观发展研究”(项目号：2021XZXS-074);; 2020年重庆市教委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全民守法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JD02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张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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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持此观点并论证较为详尽者可参阅以下论著。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5页;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古代兵、刑无别”条》,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82页;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88-92页;梁启超《梁启超文集·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24页;韩星《先秦儒法源流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41-44页;陆绍明《兵戍为法之源论》,转引自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7页。

• (2)具体观点可参见以下文献。陈恩林《先秦军事制度研究》,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159页;张永山《商代军礼初探》,《二十一世纪的中国考古学》,文物出版社2006年版,第468-478页;田旭东《先秦军礼考》,2009年《秦俑博物馆开馆三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秦俑学第七届年会会议论文》,第162-174页;郭旭东《殷墟甲骨文所见的商代军礼》,《中国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47-69页;任慧峰《先秦军礼研究》,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8页。

• (3)具体可参见顾颉刚《〈逸周书·世俘篇〉校注、写定与评论》,载《文史(第二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60页;杨宽《“大蒐礼”新探》,《学术月刊》1963年第3期,第48-57页;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20-29页;郭旭东《甲骨卜辞所见的商代献捷献俘礼》,《史学集刊》2009年第3期,第26-33页;李发、喻遂生《商代校阅礼初探》,《西南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期,第142-150页。

• (4)这些观点可参见朱晓红《论“刑始于兵而终于礼”——兼论中国军事法的起源》,《西安政治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第67-70页;朱晓红《先秦军事法思想研究》,2010年西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黄朴民《从“以礼为固”到“兵以诈立”——对春秋时期战争观念与作战方式的考察》,《学术月刊》2003年第12期,第82-90页。

• (5)具体内容可参见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6-1481页;曹玮《周原甲骨文》,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136页。

• (6)据哀公元年记少康复国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又商汤伐夏桀时,夏桀“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但是“旅”“师”的具体数量未见记载。参见王鸣盛《周礼军赋说》,清乾隆间颐志堂刻本,第17页。

• (7)商时一行100人,左中右三行组成一大行,三大行组成一旅,三旅组成一师,且最小细化到以10人为单位的组。参见郭沫若《殷契粹编》,科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597页。

• (8)关于西周军队编制,《周礼》载“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为伍,伍皆有长”。另外,在每个军中,都设府2人,史6人,胥10人,徒100人,负责指挥军队以外的事务。除国之外还有“野(国以外的地区)”,西周施行“国野”区别制度:国中设六乡,一乡居民编成一支部队,即六军,“国人”每户至少要出一人服役,称为“正卒”,年龄在“七尺以及六十”之间,即20至60岁的成年男子。国人要服兵役,而野人则没有资格当兵,主要是怕非周天子直辖的部落有二心,发生战前倒戈的行为而影响战况。参见《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533、240页。

• (9)为避免夏商时期部落混战或反叛的情况发生,西周的监军制度是一直在实施的,有“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等与之相印证。参见孔颖达《礼记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253页。

• (10)中国最早的“军事法”尚可追溯至黄帝时期,设“李(理)官”,置“李(理)法”,《周礼》中首次出现“军法”的概念。文中所讲的“军法”侧重于“军刑”,与“刑起于甲兵”之“刑”统一,主要是对违反军队禁令的行为施以刑罚手段。参见沈家本《历代刑法考》,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16-817页。

• (11)《周礼》最早对军礼内容进行详细记载并分为五礼:“以军礼同邦国,大师之礼,用众也;大均之礼,恤众也;大田之礼,简众也;大役之礼,任众也;大封之礼,合众也。”秦蕙田所撰《五礼通考》分军礼为军制、出师、校阅、军战、田猎、马政六大部分。“巡狩礼”是先秦时期领导者对各部落进行巡视之礼,以达到武力威慑、定国安邦的功效,是施行德治的体现。“大蒐礼”是以四时为界所组织的具有早期军事演习、检校性质的活动,如“中春教振旅”“中夏教茇舍”“中秋教治兵”“中冬教大阅”,目的是在休战状态下对军队进行训练,可以说是早期军事训练的雏形。参见《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68页;秦蕙田《五礼通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据载:“大师,宜于社,造于祖,设军社,类上帝,国将有事于四望,及军归献于社,则前祝。”郑玄注:“类、宜、造,皆祭名,其礼亡。”而类似这些因一定事项而举行的祭祀又统称“因祭”,包括因灾祸祈祷、因丧而祭、大师告祭、大田告祭和大会同告祭五种。出征前的祭祀由于“天子将出”,是大师告祭的情形。与因祭相对的是“常祀”,指定期举行的祭祖仪式。参见《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78-479页。

• (13)郑玄为《周礼》作注曰:“类者,依其正礼而为之。”“类礼,依郊祀而为之者。”孙希旦从之。参见孙希旦《礼记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0页。有学者持不同意见,认为类祭是以事类祭天。参见陈寿祺《五经异义疏证》(卷上),《清经解》(第7册),上海书店影印1988年,第151页。清人吴士鉴主张类祭是血祭的一种。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73页。而杜而未、庞惠等人从文字角度解读类祭是以动物祭祀,以祈福祉。参见杜而未《中国古代宗教研究》,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78-80页;庞惠《“類”与“禷”祭》,《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第138-144页。

• (14)关于受脤肉,《左传》“闵公二年”载:“帅师者,受命于庙,受脤于社,有常服矣。”杨伯峻译注:“古代出兵祭社,其名为宜。”杨伯峻译注《春秋左传注》,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71页。

• (15)殷墟有关军事的甲骨卜辞中大量出现“于大甲,告?”“侑于祖丁?”“侑于羌甲?”之类,大甲、祖丁、羌甲皆是商朝先公。具体的占卜内容一般有两项:一是是否需要出兵,“出兵若?”“勿出兵?”如果需要出兵作战,则有“我伐马方,帝受我佑?”的卜辞,意是商王要出兵征讨马方,想要知道能否受到祖先的庇佑。二是是否需要“王亲征”,有“王往征西?”“王自为陷?”“王勿步伐人?”等卜辞,是要看王能否在祖先的授意下亲自出征,如果不必御驾亲征,则还要通过占卜“命将”。参见郭沫若《甲骨文合集》,中华书局1978-1982年版,第720、849、7205、1784、6664、7081、6461等片。

• (16)吴其昌率先提出此观点,林沄等学者进一步论证,“王”和“钺”声相近,且“王”字像正在执行砍伐功能的斧钺。参见林沄《林沄学术文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 (17)郑玄在为其作注时进一步解释,将将士的呼声与商、角、宫、徵、羽五音相合以辨吉凶,“商则战胜,军士强;角则军扰多变,失士心;宫则军和,士卒同心;徵则将急数怒,军士劳;羽则兵弱,少威明”。若呼声高亢有力,则“军士和而同心”,是胜利的预兆;若呼声绵软无力、纤细软弱,则“兵弱少威明”,或是战败之端。此后,贾公彦等人又在之前的基础上融入金、木、水、火、土五行的概念,用相生相克的天地自然之道判胜负,所谓“六甲之分,微妙之神”。种种解释背后都隐藏着通过呼声判断士气进而推理战绩的逻辑,是一定时期内华夏民族一脉相承的智慧的体现。参见《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42页。

• (18)《孙子·攻谋篇》有“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黄朴民解释说:“如果伐谋不成,那就只好降格以求,进行伐交,将部队摆上来,让敌手看到我方强大的阵势后不寒而栗、自愧不如,因而表示屈服顺从。”黄朴民《孙子“伐交”本义考》,《中华文史论丛》2002年第1期,第294-241页。

• (19)据考证,“德”字为周人首创,统治者有德,才能行保民之政,才能获得上天的庇佑。参见金春峰《“德”的历史考察》,《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第5-12页。

• (20)恺乐,指军队凯旋时所奏的军乐,是向祖先神明献礼的音乐。后恺乐也有“答民之劳”,以示休养生息之意。

• (21)有学者认为,“饮臻饮”是君王出征凯旋才能享受的庆乐礼仪,对诸侯等的凯旋则称之为“飨礼”,郑玄将之称为“燕礼”。参见李学勤《小盂鼎与西周制度》,《历史研究》1987年第5期,第20-29页;刘光胜《清华简〈耆夜〉礼制解疑(一)》,《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第28-35页。

• (22)“庙主”也叫“迁主”,指由于世代推移而被毁庙的祖先的牌位。主即象征死去王的神主牌,甲骨文的“宗”字,从“宀”从“示”,表示放置神主木牌的建筑。卜辞中多次出现“大示”,就是商代代指庙主。庙主贯穿于战争始末,在战场上的赏罚都要在庙主的见证下进行,目的是利用祖先崇拜证明杀伐的正当性以及君主或命将发号施令的合法性。战争的胜负对庙主返都的队伍也会有影响,若是战胜,则由小宗伯护送齐车到祖庙安顿;若战败,则由大司马率队护送庙主,着丧冠丧服以奉主车,旁边还要有肆师“助牵主车”,以免齐车为敌人所夺。若先祖象征之物落入敌手,王或军队有可能被认为是辱没祖先的罪人而被惩罚。

• (23)献俘礼即“献馘于王”,是对战败方的一种刑罚。所献之物既有俘虏,也有战场上割下的首级或耳朵(包括地方首领及其近亲属的首级),还也有需要被当场斩杀的敌方将领等,加上各种礼器,统称“军实”。有关军实的内容,学界历来争议颇多,较有影响力的有:郑众、郑玄认为,军实是战争中的俘虏;贾逵等认为,军实是兵甲器械;韦昭认为,军实指戎事;杨树达、杨伯峻认为,军实指士卒和俘虏;高智群又认为,军实是包括俘获物在内的东西。参见《周礼》,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663页;《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杨树达《左传军实解》《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210-211页;高智群《献俘礼研究》,载《切问集》(下),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