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欣媛

• 1:厦门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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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完全连带责任为主，补充责任为辅”的责任形态弊端突显，比例连带责任成为国内法院审理新方向。但是，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中的适用并非毫无限制，应当同时满足积极要件和消极条件：对于前者，要求中介机构与发行人基于意思或可能因果关系形成一体性而构成共同侵权；对于后者，建基于“责任与处罚相当”之法理，主体为保荐人或主观为故意的情形不适用比例连带责任。在适用路径方面，宏观上，比例连带责任在中介机构虚假陈述责任认定的适用应设置上限，该上限与最终责任采正比设计；微观上，最终责任需要综合考量过错程度、原因力、专业范围等多元因素予以勘定。

关键词(KeyWords)：虚假陈述;中介机构;比例连带责任;最终责任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研究专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行业规章体系建设的法治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0VHJ007);; 202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比例原则在经济法中的适用研究”(项目编号：21YJC820033);; 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系统性风险防范下金融科技反垄断规制研究”(项目编号：21CFX08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史欣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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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18)沪74民初454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0)川民终293号民事判决书。

• (2)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

• (3)如在华泽钴镍案(一审)和五洋债案中,证券公司皆未勤勉尽责、存在过错,但法院判决对证券公司承担责任的方式有所差异:在华泽钴镍案中,法院判决证券公司承担40%的比例连带责任,在五洋债案中,法院判决证券公司承担完全连带责任。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2202号民事判决书。

• (4)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19)沪74民初1049号民事判决书、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川01民初491号民事判决书。

• (5)赔偿义务人之间对第三人遭受的损失进行分配,由此产生的内部责任是各赔偿义务人就自身行为所应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可以称之为“最终责任”。不同的责任承担方式可能会导致赔偿义务人对第三人承担的外部责任范围与其应承担的最终责任范围不一致。这种对第三人的外部责任份额与赔偿义务人之间划定的内部责任份额的差值可称之为“风险责任”,即赔偿义务人并没有最终负担这部分责任的义务,但是要承受其他赔偿义务人无法承担这部分责任的风险。参见王竹《论风险责任概念的确立》,《北方法学》2011年第2期第5页。

• (6)See 224 Kan.195,580 P.2d 867 (1978).

• (7)参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粤03民初1078号民事判决书。

• (8)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

• (9)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三十二条:“当公开说明书中应记载的主要内容有虚伪或隐匿情事时,下列各款所列举之人,对于善意相对人因而遭受的损害,应就其所应负责部分与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1)发行人及其负责人;(2)发行人之职员,曾在公开说明书上签章,以证实其所载内容之全部或一部者;(3)该有价证券之证券承销商;(4)会计师、律师、工程师或其他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曾在公开说明书上签章,以证实其所载内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陈述意见者。”

• (10)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

• (11)《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条规定:“二人以上实施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行为,其中一人或者数人的行为造成他人损害,能够确定具体侵权人的,由侵权人承担责任;不能确定具体侵权人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第一千一百七十一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总结起来,损害的同一性与致害的空间位置之重合有关,空间位置的重合会使得因果关系复杂化,故损害的不可分性会引向因果关系贡献度不明之结果。正因如此,上述两条规定皆指向可能因果关系而形成的一体性。

• (12)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

• (13)参见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第5条“比例责任”(Proportionate Liability)。

• (14)参见美国《1934年证券交易法》(1998年修订)第21D条。

• (15)See Minnesota Tort Claims Law,Chapter 466.

• (16)参见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

• (17)目前职业谨慎并无统一权威的概念界定,相关描述主要见之于各国立法之中。例如,美国第七巡回法院就曾指出:“会计师的行为是否违法应当重点关注其行为是否构成合理的谨慎”。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业务活动中民事侵权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会计师事务所民事侵权规定》)第七条规定,已经遵守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并保持必要的职业谨慎,但仍未能发现被审计的会计资料错误,注册会计师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参见彭真明《注册会计师不实财务报告民事责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版,第127页。

• (18)See Cenco Inc.v.Seidman & Seidman.686 F.2d 449.458 (7th Cir.).

• (19)See Escott v.BarChris Construction Corporation,283 F.Supp.643(1968).

• (20)参见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2021)鲁民终318号民事判决书。

• (21)参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初236号民事判决书。

• (22)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浙01民初1120号民事判决书。

• (23)参见上海金融法院(2020)沪74民初213号民事判决书。

• (24)董事责任保险是指被保险的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因疏忽或其他违反信义义务之行为而追究个人责任时,由保险人支付赔偿金及相关费用。参见李华《董事责任保险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