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纯燕

• 1: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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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共同归责与单独归责的争议焦点在于各共同犯罪人不法判断的共同性抑或个别性。共同归责论者将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捏合为一个整体行为进而达致共同不法的论证方法并不可取。各共同犯罪人的不法应单独判断。单独归责论者所采用的行为相互延伸的论证方法实际上表明其并非像所宣称的那样仅仅承认各共同犯罪人之间的事实牵连关系。不能否定各共同犯罪人之间的规范牵连关系。共同归责中的“共同”与单独归责中的“单独”都并非十分准确的表述。归责视角之于共同犯罪体系的意义在于开发出共同犯罪归责问题的不同面向，即“不法归属的前提范围”“不法归属的本体范围”“不法的归属程度”“罪责的归咎程度”。

关键词(KeyWords)：共同犯罪;共同归责;单独归责

基金项目(Foundation):

作者(Author):刘纯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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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支持形式单一制的代表学者是刘明祥教授。参见刘明祥《论犯罪参与的共同性:以单一正犯体系为中心》,《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222-243页;刘明祥《再论我国刑法采取的犯罪参与体系》,《法学评论》2021年第4期,第83-97页;刘明祥《论中国特色的犯罪参与体系》,《中国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7-130页。

• (2)支持功能单一制的代表学者有江溯副教授、李世阳副教授、张伟副教授。参见江溯《犯罪参与体系研究——以单一正犯体系为视角》,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50-253页;李世阳《规范论视角下共犯理论的新建构》,《法学》2017年第11期,第98-107页;张伟《扩张的正犯概念与统一正犯体系》,《清华法学》2020年第5期,第41-58页。

• (3)二元形式单一制为黄明儒教授所倡。参见黄明儒《二元的形式单一正犯体系之提倡——犯罪参与体系问题二元论研究的新思考》,《法学》2019年第7期,第95-109页。

• (4)支持实质区分制的代表学者是张明楷教授、周光权教授。参见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2021年版,第508-512页;周光权《刑法总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第335-340页。

• (5)支持双层区分制的代表学者是钱叶六教授。参见钱叶六《双层区分制下正犯与共犯的区分》,《法学研究》2012年第1期,第126-143页;钱叶六《共犯论的基础及其展开》,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0-21页。

• (6)参见何庆仁《归责视野下共同犯罪的区分制与单一制》,《法学研究》2016年第3期,第140-158页;何庆仁《区分制与单一制:中国刑法的立场与抉择》,《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20年第4期,第33-42页;何庆仁《共同犯罪归责基础的规范理解》,《中外法学》2020年第2期,第444-469页;何庆仁《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刑事法评论》2018年第1期,第191-211页;何庆仁《共同犯罪的立法极限——以我国刑法中的共同过失犯罪为中心》,《法学》2018年第8期,第79-92页。

• (7)参见李瑞杰《犯罪参与的归责模式——个别归责说之提倡》,《北大法律评论》2019年第2期,第275-290页;李瑞杰《犯罪参与理论的讨论范式及其转换》,《交大法学》2019年第4期,第158-170页;钱日彤《归责视野下犯罪参与体系的新思考》,《学术探索》2020年第9期,第84-94页;钱日彤《从参与模式到归责模式:共犯归责路径的反思与选择》,《社会科学动态》2020年第7期,第24-34页。

• (8)阎二鹏教授指出:“从逻辑论证上的一致性出发,正犯概念与参与体系之间应当存在如下对应关系:限制正犯概念与二元参与体系、扩张正犯概念与一元参与体系。”参见阎二鹏《犯罪参与体系之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笔者赞同这一观点。

• (9)参见王昭武《共犯最小从属性说之再提倡——兼论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性质》,《政法论坛》2021年第2期,第165-179页;马卫军《超最小从属性说的展开》,《刑事法评论》2017年第1期,第66-107页;阎二鹏《犯罪参与体系之比较研究与路径选择》,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61-63页;任海涛《共同犯罪立法模式比较研究》,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7-178页;王昭武《论共犯的最小从属性说——日本共犯从属性理论的发展与借鉴》,《法学》2007年第11期,第101-109页。

• (10)何庆仁教授已指出这种不同。参见何庆仁《共同犯罪的归责原则》,《刑事法评论》2018年第1期,第211页。

• (11)形象地说,不法范围是“圆到底有多大”的问题。在没有发生实行过限、认识错误等特殊情况的一般情况下,归属于各共同犯罪人的不法范围是相同的,这意味着每个人所需负责的圆的大小是一样的,问题是怎么确定这个圆的大小。

• (12)形象地说,罪责程度是“圆内填充色有多深”的问题。一则,不法程度的轻重会影响圆内填充色的深浅;二则,其他罪责要素程度的轻重也会影响圆内填充色的深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