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龙

• 1:南华大学经济管理与法学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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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Abstract)：

在学者和实务人员普遍强调行政执法机关刑事案件司法移送义务的当下，保留或赋予行政执法机关必要的微罪处置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不仅能够引导案件合理分流，减轻司法讼累，而且还能充分发挥行政执法效能优势，避免司法烦琐程序，同时亦是矫正社会治理过度刑法化，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的有力举措。行政执法机关微罪处置权能内源于行政裁量权，体现为对案件构罪与否以及刑罚必要性的裁量和判断;外源于刑法谦抑原则的时代需要。为保证微罪处置权的合法化运行，首先，其行使须遵循秉公行权、罚责相当等基本法治原则;其次，由于非罪处置的范围是微罪案件，故应当明确微罪的判断标准以及案件移送标准，细化非罪处置程序。此外，行政执法机关的非罪处置还须受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的监督和制约。

关键词(KeyWords)：行政执法机关;微罪;非罪处置权;执法裁量权;刑法谦抑原则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0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持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研究”(项目编号：20AZD1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黄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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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统计,2020年检察机关提起公诉157.3万人,不起诉20.2万人,由此可计算检察机关不起诉率约为11.38%。参见张军《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2021年3月8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公报》2021年第2期,第2-3页。

• (2)如张泽涛教授认为,由于行政执法证据认定的专业性和技术性,以及前置行政法规援引数量庞杂,给公安司法人员带来极大的司法实践困境。随着行政犯时代的全面到来,应该构建行政不法前置的行政犯追诉模式。参见张泽涛《构建认定行政违法前置的行政犯追诉启动模式》,《中国法学》2021年第5期。赖早兴、董丽君学者也提出,在行政犯与日俱增的背景下,在行政犯立法中作出行政前置规定是限制行政违法行为犯罪化的一种可取方式,应当在行政犯立法中普遍推行。参见赖早兴、董丽君《论行政犯立法中的行政前置》,《法学杂志》2021年第4期。

• (3)如姚来燕学者认为,检察权的有效实施对于强化权力制约至关重要,应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检察机关对行政执法行为的监督。参见姚来燕《关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立法设想》,《东方法学》2013年第1期。

• (4)王晓、任文松学者认为,从历史渊源的视角,检察机关行政执法监督制度可以追溯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一般监督制度;从现实需要的视角,当前行政机关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等问题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政府的形象,建立和完善行政执法监督制约体系,已成为规范行政执法的重要途径;从理论基础的视角,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源于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的政治制度;从实定法依据的视角,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从实践的视角,各地都已在积极探索检察机关对于行政执法的监督,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参见王晓、任文松《多维视角下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 (5)韩成军学者通过考察部分典型法治国家,认为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行政执法检察监督都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相关文献参见韩成军《英、美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对我国的启示》,《河北法学》2015年第12期;韩成军《法德日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对我国的启示》,《江西社会科学》2015年第11期;等等。

• (6)崔建科学者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许多国家都把具体行政行为作为行政执法监督的主要内容,但由于我国有权作出抽象行政行为的主体比较广泛,加之程序简单、主观随意性大,违法情况大量存在,严重侵害了公众利益,主张我国应将抽象行政行为也纳入行政执法检察监督的范围。就监督方式来说,检察机关可通过检察建议、支持起诉、行政执法备案、提起行政公诉等监督措施对行政执法实施法律监督。参见崔建科《论行政执法检察监督制度的构建》,《法学论坛》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