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庭,白宇辰

• 1:黑龙江大学法学院

• 
  

摘要(Abstract)：

近年来,矿产资源刑法保护领域显失公平的判决频出,其本质是旧《矿产资源法》“权证合一”制度下矿业权法律属性中民事权利与行政管制的利益冲突。非法采矿罪作为典型的行政犯,其犯罪构成要件要素来源于前置规范的指引和填补。新《矿产资源法》对非法采矿行为规制条款的修改,使围绕采矿行为的行政管制与民事权益彻底剥离,引起非法采矿罪定罪逻辑的根本转变。“权证分离”背景下,单一法益说、复合法益说和多重法益说均存在理论缺陷,应将国家矿产资源所有权作为本罪的唯一法益。矿业权的设立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已办理矿业权登记但未办理采矿许可证的勘查、开采行为以及新旧证书衔接期间的采矿活动应当交由行政规范完成评价,不再认定为非法采矿罪。

关键词(KeyWords)：权证分离;非法采矿罪;法益;矿业权;行政犯

基金项目(Foundation):2022年内蒙古自治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下内蒙古地区资源型企业合规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22NDB148)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Author):董玉庭,白宇辰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第9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587. [2]周道鸾，张军.刑法罪名精释：下[M].4版.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13:877. [3]陈兴良.罪名指南：第2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90. [4]周光权.非法采矿罪的关键问题[J].中外法学，2022(4):968. [5]仲威.非法采矿罪的解释学重构：基于法益分析的方法[J].江西警察学院学报，2018(6):90. [6]焦艳鹏.生态文明保障的刑法机制[J].中国社会科学，2017(11):79. [7][22]侯艳芳.非法采矿罪的法教义学展开[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137,137. [8][23]胡东飞.非法采矿罪的保护法益与违法性认定[J].政治与法律，2024(2):34,34. [9][33]康纪田，严旭.非法采矿罪的反思与重构[J].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50,54. [10][13]魏莉华.新矿产资源法的十大亮点[J].资源与人居环境，2024(12):14,14. [11]山口厚.刑法总论[M].钱叶六，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81. [12]鹿爱莉，孙君.关于矿产资源管理中权与证管理制度的思考[J].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5(1):57. [14]耿宝建.矿业权司法保护与《矿产资源法》修改：以最高人民法院近年三起矿业权行政裁判为例[J].法律适用，2019(9):82. [15]高铭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孕育诞生与发展完善[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8. [16]梁慧星，陈华斌.物权法：第6版[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6:232. [17]郑学林，王旭光，贾清林，等.矿业权纠纷案件的审判理念与最新裁判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理解与适用[J].法律适用，2018(5):80. [18][32]李海婷，史登峰.实施矿业权登记与勘查开采行政许可相分离的关键问题分析[J].中国矿业，2025(4):35,39. [19]乌尔斯·金德霍伊泽尔.刑法总论教科书：第6版[M].蔡桂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6. [20]克劳斯·罗克辛.德国刑法学总论：第1卷[M].王世洲，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15. [21]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M].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19. [24]石聚航.刑法目的解释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22:56. [25]乌韦·穆尔曼.德国刑法基础课：第7版[M].周子实，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3:142. [26]田宏杰.行政犯罪治理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116. [27]黄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及适用指南：上[M].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20:367. [28]郭丽韫，丁文英，刘文华.采矿权的法律性质及其在物权法中的体系安排[J].甘肃社会科学，2010(5):160. [29]李建华，李靖.采矿权法律性质的再认识[J].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7(6):146. [30]吴占英.论非法采矿罪[J].河北法学，2002(3):44. [31]周光权.刑法谦抑性的实践展开[J].东方法学，2024(5):141.

• (1)为使行文规范,文中单独出现的《矿产资源法》均为泛指,2024年修订的《矿产资源法》统称为“新《矿产资源法》”,除此之外的《矿产资源法》统称为“旧《矿产资源法》”,强调特定修订版本时,前面加具体修订年份,以示区别。 (2)新《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了设立矿业权登记的相关事项;第三十三条规定,矿业权人取得矿业权后,进行勘查、开采作业前,应当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分别编制勘查、开采方案,报原矿业出让部门批准,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未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的,不能进行勘查、开采作业。 (3)“权证合一”也被称为“一证载两权”,既是行政许可机关的背书,也是矿业权人民事权属的证明。旧《矿产资源法》第十六条规定,探矿权与勘查许可证同时取得,采矿权与采矿许可证同时取得。“权证合一”模式下,权与证同时运行,两者相互关联,相依共存。以“证”载“权”的最大好处是较易管理。 (4)参见河南省遂平县人民法院(2025)豫1728刑初49号判决书、云南省曲靖市沾益区人民法院(2020)云0328刑初52号刑事判决书、辽宁省盘锦市兴隆台区人民法院(2018)辽1103刑初398号刑事判决书、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中级人民法院(2023)内25刑终103号刑事判决书、四川省雅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川18刑初19号刑事判决书。 (5)参见湖北省蕲春县人民法院(2019)鄂1126刑初187号判决书、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20)云29刑终58号刑事裁定书、云南省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云01刑终42号刑事裁定书、福建省龙岩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8刑终364号刑事裁定书、安徽省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皖18刑终138号刑事判决书。 (6)财产流转关系和财产归属关系是民法中的两个重要概念,它们共同构成民法调整的财产关系的主要内容。可以说,财产权的核心就在于是否可以流转。 (7)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后,《物权法》废止,相关内容直接进入《民法典》中成为“物权编”。 (8)本文认为,删除相关刑事责任条款释放的信号是,作为前置法的《矿产资源法》主动退出了对非法采矿罪构成要件的形塑,无论是“无证”开采还是“无权”开采,是否需要评价为犯罪均交给刑法进行独立判断和评价。那么需要思考的是,非法采矿罪是否还有必要存在?如果确有必要存在,应以何种形态存在? (9)需要说明的是,实践中未取得采矿证的原因非常复杂,既可能有程序上的瑕疵,也可能是实体条件缺乏。“无证”状态下无法判断行为人到底是否具有民事权利,因为“无证”既可能是“无证也无权”,也可能是“无证但有权”。透过现象看本质,采矿许可证的设计初衷是为了将矿业活动纳入国家监管视野之下,在“有权”的前提下,如果行为人按照国家监管要求合规进行矿业活动的,难以认为侵犯了矿产资源管理秩序。我们认为,不应该以一张“证书”是否存在,而形式地判断行为是否构成刑法意义上的非法采矿罪。 (10)旧《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九条和第四十条规定了非法采矿罪认定的指引条款。第三十九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第四十条规定:“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拒不退回本矿区范围内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吊销采矿许可证,依照刑法有关规定对直接责任人员追究刑事责任。”新《矿产资源法》删除了上述表述,第六十四条第一款表述为“拒不停止违法行为的,可以责令停业整顿”,第二款表述为“超出采矿权登记的开采区域开采矿产资源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拒不停止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原矿业权出让部门可以吊销其采矿许可证”。第六十七条规定了未取得采矿许可证的处罚情形,仅仅保留了没收、罚款和责令停业整顿的行政处罚。 (11)参见新《矿产资源法》第二十二条、第四十六条关于矿业权登记、开采方案批准以及《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第五条关于办理采矿许可证所需资料的规定。 (12)根据《自然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3]4 号)的规定,采矿权申请人原则上应当为营利法人。新《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三条规定,矿业权人依照本法有关规定取得矿业权后,进行矿产资源勘查、开采作业前,应当按照矿业权出让合同以及相关标准、技术规范等,分别编制勘查方案、开采方案,报原矿业权出让部门批准,取得勘查许可证、采矿许可证。 (13)目的解释是随着利益法学取代概念法学而出现的一种解释方法,不是在法律文本中寻求法律含义,而是突破法律文本的限制,强调立法根据在法律解释中的重要性。 (14)《非法采矿解释》第二条规定:“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未取得采矿许可证’:(一)无许可证的;(二)许可证被注销、吊销、撤销的;(三)超越许可证规定的矿区范围或者开采范围的;(四)超出许可证规定的矿种的(共生、伴生矿种除外);(五)其他未取得许可证的情形。” (15)采矿许可证废止并不代表矿业权的灭失。举重以明轻,许可证到期更不可能等同于矿业权灭失。在矿业权存续期间,采矿许可证到期未续期的期间,也并未实质侵害非法采矿罪的法益。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6号行政判决书。 (16)法院认为,被告人已经提出采矿权延续申请,但行政机关在法定期间内未作出是否延续的决定,在采矿许可证逾期后作出暂缓通知。根据《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机关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不属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三条规定的非法采矿行为,最终法院判决被告人无罪。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2)鄂刑再2号刑事判决书、湖南省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2)湘09刑终32号刑事判决书。